在现代学术知识生产中，注重将他者眼光之所见凝结为民族志的人类学，有独特的魅力。但在不少欧美人类学民族志里头，写满了他者社会文化细节，却很少有他者真正“说话”。对此做简单道德批判，显然不如细思改进方法论和操作方法重要。祛除将他者当作实验玻璃瓶中的青蛙般看待之“科学”外衣后，阐释被认为是当代人类学重要的方法论根基，但谁阐释谁、阐释什么、怎么阐释，依然是问题。在此意义上，民族志并非“写”而是“做”出来的，“做”得好坏，不仅与不同主体的认识角度、水平有关，更与阐释的权力实践有关。“做”民族志，就必须让他者“说话”并与阐释者平等对话。中国经验的厚重、广博与多样性对这种“做”法，既有视角多元化也有理论主体自觉的意义。

本书不仅是一种对人类学方法论“中国视角”的探索，也对多学科建构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学术话语有可资借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