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学理上阐明为什么文学研究发生人类学转向，而文化人类学方面为什么出现文学转向（人文转向）。文学人类学是20世纪后期的跨学科研究大潮中的新兴交叉学科。孕育其生长的潮流可概括为两个学科的研究转向：一是文化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人文转向）；二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文化转向）。陈述人类学的文学转向，说明这种学术转向基本改变了人类学的学科性质，从以往一味效法自然科学的“人的科学”旧范式，转向效法哲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文化阐释学”新范式。从学术史脉络上梳理两大学术转向，注重将文化视为一种符号文本的阐释人类学学派的理论与实践。如代表人物格尔兹的“厚描”理论如何受到美国文学批评家肯尼思？伯克的影响。再如“写文化”讨论中文学研究界提供的启示等。由此引申出人类学前沿性争论：民族志写作的文学性、民族志传记的诗性等。在此基础上，梳理中国文学人类学近三十年的理论演进：其一是范式转向：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其二是文化文本的立体建构与阐释。其三是文、史、哲、宗教等不分家的“神话历史”整合性视野。其四是对大、小传统重新划分和界定的学术理念。其五是符号编码N级系统论。从前文字的图像，到甲骨文产生，再到先秦经典的出现，分别从先后发生的程序考虑，把文化文本的看成历史性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