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传下来的清代著名学者的日记中，《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吴兔床日记》是时间跨度较长，内容较为丰富的一部，它对研究作者吴骞的生平、学术以及了解乾嘉时期的学者间的交游均具有重要意义。
　　吴骞（1733-1813），字槎客，号兔床，别号愚谷、海槎等，祖籍安徽休宁，长于浙江海宁小桐溪，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藏书家、学者。吴骞天资聪颖，颇爱吟咏，能过目成诵，少时订交浙江文坛领军人物杭世骏，渐为浙西诗坛名宿所知。然因体弱多病，早弃举业，仅获“明经”。但其雅好经典，笃志著述，在学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终其一生著有《愚谷文存》正续十七卷、《唐石经考异》二卷、《蜀石经毛诗残本考异》二卷、《尖阳丛笔》十卷等数十种著述，多收入其自刻之《拜经楼丛书》中。
　　吴骞除勤于著述外，还耽于抄藏典籍。他青年时期即注意搜求善本，并手自校勘，至耄耋之年，仍手不离丹铅。其藏书多达五万卷，筑拜经楼以贮藏之，论者以其与同时期的黄丕烈、陈鳢、鲍廷博等大藏书家并称。黄丕烈雅嗜宋本，颜其斋日“百宋一廛”。吴氏则自题其居为“千元十驾”，取《荀子》“驽马十驾”之意，谓其所藏干部元版可敌黄氏百部宋本。此事被书林传为佳话，颇可见吴骞藏书之气魄、规模。此外，吴骞还很注意收藏碑铭、鼎彝、印章乃至币布、戈戟、圭璧诸物，并能识其款识，考其年代，于名物制度尤多创见。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吴兔床日记》记载了吴骞中年至晚年的藏书、读书、著述、交游等一系列活动的情况。其记载吴氏读书治学的内容，颇可见其勤奋，其读书每遇到重要的材料即手录于《日记》中，备检阅。有所体悟及考证亦笔之于《日记》。如《日记》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廿九日条载：“李昕《九域志>云：‘钱塘在余杭，初为潮水所损，州人华信自以私钱筑塘捍海，因名钱塘。’”这是录记“钱塘”名字的来源，颇可资见闻。下又载：“亡名氏《太康地记》云：‘吴有太初宫，方三百丈，权所起也。昭明官方五百丈，皓所作也。”’并考证云：“昭明宫即《国山碑>所云大官。”此记其读书时所得。这些材料及见解构成了这部日记的主体，它们无疑也奠定了吴骞日后著述的基础。
　　《日记》也多载有其访书的经历。如《日记》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日载：“书估吴良甫自吴门来，有宋刻《说苑》，乃咸淳乙丑镇江府学教授李士忱刊本。签书‘宋刊《说苑》，丙申夏日竹厂陈以纲题’，隶书。予以宋椠《传灯录》、明刻朱克升《诗传疏义》易之。竹厂为海昌笃学之士，前岁卒于清河。此书中校勘亦其手毕。又闻其校《玉海》甚悉，当就其家访之。”不唯可备书林掌故，且再现了其对该书版本及校勘者的鉴别过程。再如《日记》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三日条载：“是日，在吴门书肆购得汲古阁精抄《毛诗阐秘》，书不分卷，乃魏叔子所著。自序谓：‘在毛氏授经奏叔、斧季兄弟，为阐发经义，著此书。时在天启四年。’告成后，奏叔、黼季各有手跋。黼季跋云：‘商丘宋漫堂抚吴日，尝游虞山，登汲古阁留信宿，遍观藏书，见阐秘，击节叹赏，欲捐俸为刻之。黼季以其师所秘授，不忍割爱，卒不果。从诫其后人，当什袭珍护，时康熙辛卯岁也。’黼季跋后，又有休宁令虞山丁斌跋，称为程生而题。程未详何人，盖此书毛氏散出，又归于休宁之程也。”此则可见吴骞所购该书的成书原委及递藏之源流。此类文字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且雅有趣味。
　　吴骞喜交游，与一时文献学家、著者学者多有往来，或燕游酬唱，或切磋学问，或共赏佳籍，或传抄借阅。这在《日记》中也有充分的记载。读《日记》可知吴骞与鲍廷博之互访不下百数十次，还曾共访卢文弨、程瑶田、杨复吉等人，有时还各自携友过访对方。鲍氏不仅为吴骞代购了《拜经图》，还曾以世所希有之《元一统志》见赠，而吴骞则曾为鲍廷博刊刻《夕阳诗》并作序。吴骞与陈鳢并称海宁藏书“双星”，二人常常互相传钞典籍，共事校雠。吴骞与周春亦颇有交情，周氏曾先后借给吴骞《孟子外书》《刘处玄集》等书，二人书信往来、吟诗唱和亦甚多。《日记》也记录了两人之间的学术争论。乾隆六十年九月朔日条载周春曾以《古文尚书冤词补正》向吴骞索序，左袒古文，谓朱子但疑《孔传》，未尝疑经，吴骞则以为不然，据《朱子语类》“况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之语质疑。吴骞除了与鲍、陈、周诸氏为密友外，与当时大藏书家如吴翌凤、黄丕烈等，著名学者卢文弨、钱大昕、周广业、秦瀛、丁杰、王鸣盛等皆多有交游，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日记》展现出来的吴骞的形象是十分生动的，有些文字最可见其性情与品格。受其祖上家风的影响，吴骞膺服儒业，为人克己正身，重情尚义，此点在《日记》中多可见。吴骞于每年的正月初七日、清明节、十月初一日前后，必携子侄辈拜谒杨村、麻泾、芦葭桥诸祖墓，有时或因故不能至，则“不胜怆然”。而他对父母、妻子、兄长之感情，尤为深切，每逢他们的生日或者讳日，《日记》中均有记载，并追忆往事，表达怀念之情。吴骞在社会活动中，亦往往尚义赈灾。如乾隆六十年岁大歉，吴骞曾“约里中同志为粥饲饿者”，每天为二千余人供粥。再如嘉庆十六年有大旱，是吴骞“生平未见之灾异”，他再次主持举赈。凡此种种，均可见吴氏风貌，亦可推见当时士习。
　　吴骞自称“予作《日谱》，亦在四十后”，虽是泛泛而谈，但亦可推测吴氏撰《日记》之始，恐距离乾隆三十六年不甚远，而今所见其《日记》则始于乾隆四十五年，且阙四十六、四十七二年，以常理推断，其日记当有遗失。今所见较全的吴氏日记是国家图书馆藏钞本。该本大体可分三部份。第一部份，为乾隆庚子（四十五年）日记，始二月十六日，终三月二十日，为从艺风堂传抄本中录出，名为“吴兔床先生庚子间日记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