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曾在其经典着作《东方学》（Orientalism，1978）中指出“东方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大量的作家，其中包括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以及帝国的行政官员，接受了这一东方／西方的区分，并将其作为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mind）和命运等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社会分析和政治论说的出发点。[……]如果以将十八世纪晚期作为对其进行粗略界定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作为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东、西二元对立分割，早受到学者的挑战。如今重新审视萨义德的学说，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文化观念以及强加于东方的想像和政治抑压固然不能忽视，但在东方学的思考逻辑以外反思东方凝视西方的目光，甚或东西交汇之中的多重折射和反照则同样不能忽视。从地理学的观点考察，“东方”和“西方”的分野乃据两条经綫之间的度数差距决定两个立足点的方向关系，即180度以下为东，以上为西。“互为东西”乃指两条经才差距刚为180度，两个立足点可互相成为对方的东方或西方。
　　《互为东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跨文化对话/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学术文库》以“互为东西”为题，强调的正是东西的指称皆为相对，在特定条件下两者甚至可以互换，从而鼓励一切怀疑东西方本质性的论述。
　　《互为东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跨文化对话/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学术文库》共六章，分为三个部分，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理论和翻译与二十世纪世界（不仅是西方）文艺思潮的紧密关系。第一部分审视不同地域的作家如何突破东与西、欧洲和亚洲、自我和他者、本土与世界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重探自身城市、文学和文化定位。首先通过香港著名诗人兼学者梁秉鈎（也斯，1948-2013）与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以及法国汉学家居里安（Annie Curien）在文学文化翻译过程之中的反思和对话，探讨诗人如何从“双重”他者——欧洲和中国大陆的边缘位置思考世界文学的可能性，又德法学者因着香港文学的研究离开了欧洲文化的中心，甚至落入西方汉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边陲，重新审视“民族文学”（国家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概念与界限。相对而言，叶灵凤（1907-1975）、张爱玲（1920-1995）、王安忆三位均曾以沪港对立作为背景创作小说的作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通过“论述”香港，从而反身定义自身的城市——上海。本部分的讨论不仅涉及上海作家各种自我定位之下呈现香港的不同异域形象，文学中“从港到沪”（《时代姑娘》）、“从沪到港”（《香港情与爱》）以及徘徊于沪、港之间（《倾城之恋》）的文化地理路綫，更促使作家在自我想像和他者审视的张力之下反思多重地域文化身分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