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说来，月令在东汉的影响大于西汉。西汉初即因秦之旧重视月令，宣帝以后，月令的影响日渐扩大，经元、成诸帝，到王莽时达到一个高峰。东汉对月令的尊崇在明、章二帝时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从顺帝以后随着东汉政权的衰落，月令对政治的影响逐渐减弱。
　　董仲舒的灾异论与《月令》文本所体现的灾异论有所不同，前者是灵活的、间接的，后者是机械的、直接的。刘向、刘歆、李寻等人的灾异论介乎两者之间，刘向更接近董仲舒，刘歆接近《月令》。从董仲舒到刘歆灾异论的演变过程，与汉代倡导礼制、推崇王道的大趋势相适应。
　　从文本的分析来看，《春秋》三传中，《左传》重视“时以作事”的思想，而《毂梁》偶尔有类似的意思表述，《公羊》则全然没有。《春秋》三传的递兴，恰好与西汉对月令逐渐推崇的趋势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