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以来的法典化时代，就要物合同，大陆法系不同国家的立法者基于不同的立场采取了坚守之的拟古主义，废除之的反历史主义，既保留之又认可其诺成类型或预约的二元主义这三种完全不同的立法模式，并在学界引起究竟应废除或保留它之争。现在看来，要物合同的真正出路不是要一味废除它，而是要使它名副其实。
传统的要物合同要保留，因为它们本质上是无偿的，保留之不仅有出于尊重法律传统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于此情形，当事人通常期望以交付作为终局性发生法律约束意愿的表征，立法者采用此制度设计可以为当事人的意愿解释提供一种通常的判断，以反映社会实践层面的法律需求。但对于那些因为历史因素仍寄居在要物合同范畴内的有偿合同应剥离，因为按照社会经济生活之所需，将它们与其他有偿合同一样设定为诺成的，才更符合当事人的意愿，并可降低此种寄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