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注疏》是中国古文献的基础典籍，《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经注疏是其核心组成部分。在五经注疏的各种版本中，清阮元刻本体例较为完备，影响亦较为深远（至今仍为学界通行本）。
　　《十三经注疏》在中国古文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从未出版过单面影印、适合阅读的本子，本书的刊行能较好地弥补这一缺憾，能有效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研习。
　　阮刻《十三经注疏》的问世，结束了从明末到清中期风行海内200年的明北监本和汲古阁本《注疏》双峰并列的局面，从而开启了阮刻《注疏》单峰独行的新天地。
　　嘉庆初年，阮元巡抚浙江，建诂经精舍，收集了当时以他的能力和条件能够找到的诸多经籍文本、校本。鸠合了段玉裁、李锐、徐养原、顾广圻、臧庸、洪震煊、严杰、孙同元等学者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校勘，并在嘉庆十三年刊刻出版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十七卷附《释文校勘记》二十六卷。阮元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校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重刊新的《十三经注疏》做准备，因为一些意外的事情，这件事一直拖延到嘉庆二十年段玉裁去世阮元才在江西巡抚任上开始刊刻，通过十九个月的努力，这部一百八十册的新《注疏》文本终于问世，不过这时阮元也早就调任河南了。江西府学刊刻的这套《十三经注疏》每卷之后即附有阮元主持编撰的《校勘记》，由卢宣旬对原本《校勘记》进行摘录后附在《注疏》后面，并且改动和增加了部分《校勘记》，所以和单行本颇有出入。
　　阮刻《注疏》刊行以后，因为他是经过整理的文本，且附有《校勘记》，所以一开始便受到关注和欢迎，以致道光、同治以来递有翻刻，这些翻刻本改正了初刻本的一些错误，但也有些改错了。初刻本在叶德辉的时代就已经难得一见了，他也因能购买到阮刻的初印本而感到兴奋。
　　嘉庆以降的学者们无不受到阮刻《注疏》的影响，这些学者的著述引文也多以阮刻《注疏》为本，今天我们研究清代中期以来的学术特别是经学研究著作，阮刻作为支持这种研究的文献基础是不可或缺的，无论他的优点或者他的缺点都是。学者们校勘经籍也都用阮刻作为参照，即使宋元旧本逐渐普及的今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阮刻的诸多问题，但阮刻的的社会性这一优点却是宋元珍本所无法替代的，从她问世到今天这近200年的时间里已经融入到读书人的生活当中，不可分割，阮刻是最接「地气」的《十三经注疏》文本，因为积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所负载的不光是传播《十三经注疏》本身而已了。她总是在特定的范围内发挥着显赫的作用，作为现实传播经学的载体——版本，是《十三经注疏》的版本流传中的重要一环。
　　“四部要籍选刊”是以影印清代精校精刻典籍初印本为主题的新编丛书，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四部。所选底本皆符合学术性善本的标准，采用扫描原书、单面影印的出版形式，宜读、可信、受众广而专业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