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欧与中国之间的精神连接，主体性是叶隽的关注所在。书中描述的，一方面是“授”者在欧陆的生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受”者的复杂情况。这两者为历史隔断，远在天边，近在咫尺，叶隽在全球“文化圈”的格局中探寻“异质”文化的关键功能，最终强调的是世界人文的价值共享。他发现，比起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等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易卜生不见得那么显赫，但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亲密关系，则有过之。世界文学的发展与传播固然离不开地缘政治，但与国力强盛不一定成正比，其影响更取决于精神与美学的内涵。在叶隽对于“北欧精神”及其中国接受的诠释中处处可见中心与边缘、政治与美学之间的张力，如他指出：“世界走向文化大同之路，恐怕未必仅应以政治国家或强势权力为标志，而是需要考虑文化多元与求和原则。相比较德国文化圈的相对强势，北欧因其政治分属多国，现实场域内的文化圈取势不强，但并不意味着它本身不具备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