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最负盛名的中国思想史论三书，曾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下，提供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范式变革，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思想解放，产生过深远影响。

三书在极大的时间跨度上描绘中国思想的嬗变历程。从孔子仁学为始，论说先秦至明清各种思潮、派别和人物，构拟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而由古入今，以革命与改良为视角，细析近代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的思潮与人物，历数“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探寻未来道路。

李泽厚将“中国现代化问题”寄寓在自己对整个思想大历史的论述中。他以思想介入历史，又以历史意识为本，探寻中国人“古今之所壹也”的精神指归，提出了一系列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命题，如“巫史传统”“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救亡压倒启蒙”“西体中用”等。

我所讲的中国思想史，重在主要思潮，而不在搜奇找异；重在真正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人物，而不在包罗万象各色俱全。不强调从思潮着眼，无法了解个别思想家的地位和意义；不深入剖解主要代表人物，也难以窥见时代思潮所达到的具体深度。因为有时甚至整个时代思潮所达到的深度，还不及一个思想家，这就是思想史的偶然性。思想家、哲学家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此，他独到而深刻地反映了把握了时代的脉搏。由此可见，思潮和代表人物这两者应该结合和统一起来论述。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全书对中国整个传统作某种鸟瞰式的追索、探寻和阐释，提出“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文化心理结构”“审美的天地境界”等一系列重要学术观念，并以此贯穿先秦至明清的各种主要思潮、派别和人物。

着重论证中国的辩证法是“行动的”，而非“思辩的”，论说了秦汉时期所形成具有机反馈机制的“天人感应”宇宙观流传至今，庄子、禅宗的哲学是对人生作形上追求的美学，宋明理学作为道德形而上学仍具有重要价值，以及在明清时期思想中“内圣”与“治法”已出现分离，标志着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将逐动摇，认为这是走向近代的重要趋向，等等。

“本书反对那准宗教式的伦理主义，揭示儒、道、墨等思想中的农业小生产的东西，并以《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作为本书前导。从后一方面说，比较起埃及、巴比伦、印度、玛雅等古文明来，中国文明毕竟又长久地生存延续下来，并形成了世罕其匹、如此巨大的时空实体。历史传统所积累成的文化形式又仍然含有值得珍视的心理积淀和相对独立性质；并且百年来以及今日许多仁人志士的奋斗精神与这文化传统也并非毫无干系。所以本书又仍然较高估计了作为理性凝聚和积淀的伦理、审美遗产。这实际也涉及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问题。……历史本就在这种悲剧性矛盾中行进。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啊！”

——李泽厚，1985年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中国近代思想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走到社会主义，如雷奔电驰一般，越过了欧洲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历程。本书收录李泽厚有关近代思想史的十篇重量级文章。论述中国近代走向未来的浪潮，也观照与这浪潮相对抗的正统派思想；以革命与改良为视角，对近代中国自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时期各主要思潮和重要思想人物——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鲁迅等——进行系统论述和细致分析，将“革命与改良”定型为近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格式。

本书首篇即从思想角度剖析，太平天国为何“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指出农民革命战争的诸多规律性现象。其后数篇详尽分疏戊戌维新思想及其代表人物，于康有为大同思想和托古改制的策略，评价甚高。此外，对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特殊地位，章太炎民粹主义的突出思想特征，上世纪初知识分子由爱国而革命的心路历程以及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独特意义，都或详或略地予以点明和论述。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经常两度出现。令后人惊叹不已的是，历史竟可以有如此之多的相似处。有的相似只是外在形式，有的则是因为同一或类似的本质规律在起作用的缘故。之所以应该重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正在于中国近百年来的许多规律、因素、传统、力量等等，直到今天还在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死人拖住活人，封建的陈垢阻挠着社会的前进。从而，当偶然的事件是如此的接近，历史似乎玩笑式地做圆圈游戏的时候，指出必然的规律和前进的路途，依然是一大任务。”

——李泽厚，1987年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本书接续了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相关讨论，历数“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思想界的变化，收录八篇相关文章。李泽厚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如“救亡压倒启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西体中用”等，均是在本书中充分展开论述的。

开篇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作为解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许多错综复杂现象的基本线索，提供了崭新的范式变革，在学术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紧接的是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哲学上“现代新儒家”等论题，简明而深入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诸多重要方面和问题，或明或暗地显现了上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身影、悲欢和坎坷命运。书中后半部分论说的“西体中用”，则在总结现代思想史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将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相结合的、全新的发展路径。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同古代的士大夫一样，确乎起了引领时代步伐的先锋作用。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一点便更为突出。中外古今在他们心灵上、思想上的错纵交织、融会冲突。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层逻辑，至今仍然如此。这些知识分子如何能从传统中转换出来，用创造性的历史工作，把中国真正引向世界，是虽连绵六代却至今尚远未完成的课题。这仍是一条漫长的路。”

——李泽厚，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