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治，以巩固不可分割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权力为前提，以共和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前提，以良法善治为前提，以权责一致为前提。为充分实现共治，需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进程中，由国家做出高质量的协同共治制度安排。在国家治理体系全局中，政府治理体系体量蕞大；在国家治理能力的全局中，政府治理体系是制度执行力的蕞大载体。基于此，“先大后小”“先内后外”既是实现共治的中国路径，也是建构中国政府治理体系的现实路径。“先大后小”，即立足国家治理体系优先实现党和国家机构职能的优化协同高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国家行政体制；“先内后外”，即在政府治理体系内优先纳入“共治”的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以整体政府角色而不是以碎片化政府角色与社会、市场协同共治，由此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协同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治理格局。

《共治论》试图对共治（即协同共治）进行中国式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