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中国共产党和古代中国的治理经验和优势上升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层面加以探讨，尝试在理论上说明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治理体系”，它有怎样的普世意义和中国特色。
在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更为关注的方面是特殊或具象的人。比如，精准扶贫实践中会对贫困户的具体情况进行详尽了解，做出非常有针对性的安排，而非像西方国家那样仅仅按照一个标准发补助。西方社会是着力于人的一般性或者抽象性进行治理的国家形态，被称为“抽象社会”，中国社会则可以被理解成一个“具象社会”。
关注人的具象性，需要实现系统力量与生活世界中的百姓的有效联结。相比于西方抽象社会中精英与大众日趋脱钩的态势，中国的治理体系发挥出了联结上下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框架下，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直接面对有差别的个人，体察个体的需求和感受。这个过程中，“党政科层制之体”与“党群联系机制之系”相结合，构成了一种“体系化的联结模式”。其相比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整合模式”，具有更强的人格性，可称其为“人格化的社会整合模式”。书中对中国能做到人格化的社会整合的心理基础、历史文化条件进行了阐述，重点分析了当代中国进行人格化的社会整合的实践机制，回顾了中国治理体系的历史演进，由此提出了“治理性团结”这一中国式治理的理想境界，最后从文化建设上展望了如何走向“治理性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