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10年是全世界养老金改革的10年。对高收入国家来说，改革的驱动力来自于当前制度对未来10年的不可负担性，而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将成为主要的风险。在另一种背景下，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正面临着引入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挑战，这个制度既要提供老年的社会保障，还要支持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对后者来说，重要的是要仔细考察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的经验。即使在这些国家，改革背后的驱动力也是人口老龄化和可负担性问题。在第三种背景下，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问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制度能够好地服务于他们未来的国家目标。在所有上述三种背景下，名义账户养老金制度已作为讨论的可行选择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瑞典是20世纪90年代少数几个采用名义账户制的国家之一。瑞典的名义账户制养老金改革与1991年底启动的“养老金工作小组”的工作颇有渊源。在经过了对这项改革核心思想的公共大讨论的大约两年之后，随着1992年“工作小组”建议的改革框架的问世，改革建议的最终文本于1994年2月正式出版，随后于1994年6月在议会作为立法正式通过。1994年秋大选之后曾出现了短暂的政治停顿，1996年执行程序开始启动。这包括待遇标准和税收立法的重新计算与设定，包括转型困境的立法问题和开发新型信息技术，还包括向参保人发布的全新的年度陈述书制度和电子信息制度。为确保资产与债务之间的长期平衡，“自动平衡机制”得以最终建立，它是最后一个要解决的概念问题，标志着最后一颗螺丝钉正式到位。1999年首次发布并寄出了账户陈述书，2001年开始根据新规则支付待遇。到2005年，这个制度所有的零部件已全部各就各位，并顺畅运行了若干年。
　　此外，2005年的瑞典养老金改革背后达成的政治共识，与1994年时的政治共识完全一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名义账户制应运而生以来，它已在欧盟4个国家开始实行，另外3个国家是意大利、拉脱维亚和波兰。在这些样板国家之外，名义账户制已经并正在成为许多国家考虑的一个可选改革方案。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欧洲4个名义账户制创始国的改革不但激发了欧洲邻国的极大兴趣，而且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欧洲国家对其产生浓厚兴趣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大部分欧洲国家采取的是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名义账户制可为其提供一个将强制性和普救式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重新“组织”起来的崭新方法。尽管欧洲绝大部分国家正在探讨其各自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其他种种出路，但我们已获得了名义账户制在20世纪90年代运行的经验。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瑞典感觉到有必要组织一个会议，专门对名义账户制的理论问题和制度问题进行研讨，为瑞典的改革家们提供一个机会，在众人面前，让学术界和政府的国际养老金专家，对瑞典的制度设计进行反思。其目标是宏大的，即为当前这个崭新课题的知识进行总结而作出贡献。本书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形式。
　　瑞典国家社会保险委员会十分高兴与世界银行共同举办这次会议，它是为了拓宽讨论范围，包括名义账户对世界银行客户国的适用性问题。这次会议于2003年9月下旬在山德汉姆岛进行了两天，来自世界各地的贤达圣士和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他们侃侃而谈，无拘无束，极富思想性和挑战性。
　　我的经验告诉我，研讨会也好，座谈会也罢，它们极少会产生思想火花的碰撞；走马观花，我行我素，老调重弹，这是一般的规律和现象。但是，这次在山德汉姆岛却截然不同，一反常态。在这里，专家们不仅是发言者，也是倾听者。感想有交流，思想有创新，学术气氛浓郁。这给人们一种预感，好像这里要发生什么；也给人们一个印象，认为最终达成的是一个崭新的共识。我相信，所有与会者都有这样的感受，即在他们离开山德汉姆岛时，同时带走的还有这样一个深刻印象，那就是，他们参加了一个使他们的思想境界提升到崭新高度的会议。
　　虽然瑞典开始并没有将其新养老金制度称为名义账户制，但就我个人来说，我早已踏上“名义账户之旅”，告别过去，面向未来驰骋了整整10年。从1991年年底到1994年6月，我代表社民党在“政府养老金工作小组”中工作；后来，1994年大选之后我成为社会保险部的副部长，负责改革的全过程；再后来，到1996年中期，作为国家社会保险委员会的主席，我成为执行这次改革的负责人；2005年，即在瑞典议会做出那次历史性决定的10年之后，我非常荣幸地能够与广大读者分享山德汉姆岛会议的硕果，并且我非常高兴地说，自从那次2003年秋山德汉姆岛会议以来，这本书的内容得到了极大的充实，不仅对那次会议论文进行了修改扩充，而且还增添了几篇新的论文。我相信，对各国和各界的养老金专家和养老金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本书的内容将极富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