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51—1784），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往返于北京与江南。满洲皇帝及扈从，深入帝国最富庶、最重要的地区，上演了一场场长达数月之久的政治剧。

本书主要阐释帝国核心与江南之间既充满张力又持续博弈的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江南都是汉人无可争议的中心，它还是反清复明的大本营。清廷如何才能在这一地区建构权威，合法进行统治？盛清时期清廷统治内地的切实条件和历史机制又是什么？本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还探讨了盛清统治得以建构以及各种人物竞争于其间的政治文化。作者认为，南巡在18世纪清朝统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

《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本书以两宋宰相家族和浙江婺州地区本土精英家族为研究对象，以宋代家庭亲属关系、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三者交互联系为研究主题，通过大量史料展示出南北宋时期士大夫如何从唐朝以来的贵族精英转变为政治精英和地方精英，如何通过科举、婚姻、经济纽带相互扶持以巩固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1127年，金军攻陷宋都开封，掠走徽钦二帝和3000余近支宗室。徽宗之子赵构在杭州重建宋朝，他死后帝位回到了匡胤子孙手里。流落到南方的宗室继续得到政府的特权和照顾，但获得了应举、做官的自由，逐渐融入士大夫阶层，个中佼佼甚至官至宰相。1279年，宋朝灭亡，赵氏三兄弟后裔作为宗室的历史宣告结束，作为宗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家与国的联系最为紧密直接的，莫过于宗室。本书奉献给读者的，是宋朝宗室充满传奇与变幻的历史长卷，其中有娓娓的史实叙述，也有深刻的制度检讨。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作者提出了游牧力量在与中原接触时所交替采取的“外部边界战略”和“内部边界战略”问题，指出游牧帝国对中原北部地区统治的周期律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集权化与分权化之上的机制性更替过程。本书为中国边疆史研究贡献了一种不同于专业史学家的新思路。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在两宋之际的战乱动荡中，政治凌驾于经济、文化之上，专制皇权膨胀为绝对独裁，一些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转向儒学，以道德重建为救亡图存之道，这种保守主义思想终于被树立为国家正统，这就是影响后世中国近千年之久的“理学”。然而，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来说，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11世纪曾经纵横恣肆、辉煌一时、充满外向活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在正统的笼罩下趋向内在、保守、封闭、自省，失去创新的动力。

《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本书改变了以往以民族主义概念观察历史问题的视角，将10世纪燕云地区部分汉人官员和将领依附契丹政权的史实作为切入点，重新探讨了从唐灭亡至宋辽“澶渊之盟”间这一复杂时期内人们忠君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变化，以及族群间文化冲突与认同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该书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专注于界定一系列概念并探讨相关观念的变化，包括边界、族性、忠诚的意识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通过对不同时期越境入辽的代表人物韩延徽、张砺、赵延寿、李澣、王继忠的个案分析，揭示了特殊历史阶段人们的不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