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尝试以民国时期著名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国头一家现代意义的社会企业——民生轮船公司为历史个案，在具体的历史时期中考察其领导人卢作孚等所倡导的“现代集团生活建设”方案与历史实践，探寻其构建职业共同体的过程对于在职业纽带之上培育社会“群力”、打造社会团结与建设现代国家之积极意义。
从职业共同体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民生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涂尔干所设想的围绕着共同职业、共同生活、在共同的情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人团体的中国版本。抗日战争以前，其职工就从经济上、生活上、情感上依附于公司，公司为职工提供照顾与训练。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职工与公司之间、公司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借着民族主义精神对“同舟”意识的强化，民生公司真正建立了一种职业共同体，实现了以职业整合人群的目标。正是在这种“群力”的支撑下，民生公司才得以完成战争中赋予交通运输的特殊使命。
在对民生公司职工个体、公司集团、国民政府三者互动关系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本案例可视为对建国后中国单位社会形成原因的一种机制性的解释。民生公司中职工与公司的相互依附关系足以证明，工人对现代企业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心理情感的依附在共产党建立国家政权之前就已经被制造出来了。这是一种涂尔干意义上的使制度运行的情感结构，也即“民情”。可以说在制度变革之前，通过“群力”的培育，企业先实现了人的改造。与此同时，企业组织与国家的相互依赖也因战争期间的统制政策和动员运动实践而得到加强，作为行业利益的代表，一些大型龙头企业也因此成为国家与工人之间的中介结构，构成利益传递和动员管理的一种机制。
已经有很多学者在对农村社会的重建问题展开研究，而对民国时期城市社会组织形式如何由封建之郡县管理转向单位制，研究却较为少见，更缺乏机制性的解释。民生公司在组织制度上进行的探索虽然是先行了一步，但并非后继无人。本研究力图以本土企业组织探索实例呈现社会实践中“个人—职业共同体—国家”的现代城市社会组织变迁道路，并由此增进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组织形态发展趋势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