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通过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反驳了传统的中世纪初期日耳曼与罗马之间关系的史学理论，重新揭示了罗马与日耳曼这两个向来被认为彼此水火对立的世界，是如何经过缓慢的、各种不同经济与社会元素的延接与熔合，最终浇铸出一个单一的西方欧洲文明的。他揭示了曾经被奉为金科玉律般的恺撒与塔西佗等罗马写作者的偏颇立场；指明在大迁徙时期日耳曼蛮族就已经相当的罗马化，他们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更多地表现为和平渗透而不是野蛮征伐；驳斥了早期理论家们建构的那种认为日耳曼人没有任何可耕地私有制的“马尔克”（Mark）共同体理论；揭橥了在日耳曼兴起与罗马消亡的过程中，旧有政治结构以及社会结构都没有被完全摧毁，蛮族与帝国之间更多的是延续与融合，而不是断裂与对斥；阐证了基督教会在罗马向日耳曼转换进程中的继承性身份，而并非两个彼此割裂的文化之间的中介；批判了那种认为是加洛林王朝各种军事紧急情况才使得封建主义快速兴起的观念，论证出不管是骑兵制度抑或是专业军队，皆系比查理曼要更为古老的事物；而且区别于大多数历史学家对查理曼时代的称颂，多普施更看重梅罗文加时代，更强调5、6世纪时罗马与日耳曼之间文化融汇对于欧洲中世纪的意义，而加洛林时代中很多被视为“复兴”的全新创造，也就因此被解释为是“一些在文化发展中从未曾遗失过的事物”；并阐明了早期中世纪欧洲的城镇生活虽然颇受冲击但绝未消亡隐匿，制造业与贸易尽管屡遭压制却断非戛然而止，其间钱币流通仍然盛行，货币经济依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