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虽然与传统诗文评前后承续，且彼此之间不无交叉重叠，但在考较范围、评驽标准、体系建构等诸多层面都亟待有所调整乃至突破。其间除了参酌借鉴源自近代西方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并适时予以转化和吸纳之外，全面系统地蒐集整理历代文学批评资料以便采摭研讨，毋庸赘言更是题中应有之义。朱光潜在《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载1926年《东方杂志》第23卷第11号）中就特别指出：“大部分批评学说，七零八乱的散见群籍。我们首一步工作应该是把诸家批评学说从书牍、剳记、诗话及其他着作中摘出——如《论语》中孔子论诗、《荀子，赋篇》、《礼记·乐记》、子夏《诗序》之类——搜集起来成一种批评论文丛着。于是再研究各时代各作者对于文学见解之重要倾向如何，其影响创作如何，成一种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在尝试编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4年）的过程中，对这项工作的艰辛繁难有更为切身的体验：“费了好几年的时间，从事于材料的搜集和整理，而所获仅此。”（见该书《自序》）稍后朱自清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载1934年《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中对其事倍功半的缘由做过分析：“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起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裹披沙拣金玄。”而在着手撰着《诗言志辩》（开明书店，1947年）时，朱自清对此又有进一步设想：“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资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见该书《序》）这些学者不约而同都意识到基本史料的广泛积累和细致考索，对这门新兴学科的长远发展具有不容或缺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