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史论稿》着眼于“史”的角度，对存在于唐宋词史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一些迥异于前人与时人的认识。撰写唐宋词史，首先所要解决的就是词的起源问题。词究竟是起源于民间抑或文人？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迄今为止，争论的双方谁也无法让对方满意或者信服。因此，我在动笔之前，就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并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几乎一网打尽，然后逐一排比分析，最后得出如是结论：（1）词起源于中唐诗客；（2）戴叔伦的《调笑令》（边草）可能是现存非常早的一首文人词；（3）初盛唐时期的所谓“词”，全部是一些声诗与乐歌。理由是：严格意义上的“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音律（音乐），一是声律（平仄）。声律虽然兴起于齐梁时期且斯时还诞生了著名的“永明体”，但其真正为文学家们所掌握则是在初唐时期。因此，词的诞生既不可能是在此之前，也不可能是在民间。撇开音乐不论，词与近体诗的情况完全等同。众所周知，唐以前的“永明体”虽然也讲究平仄，且出现了所谓的“四声八病”之说，但其却不能称为近体诗，原因是“永明体”的平仄较之唐代近体诗的平仄相去甚远。而词也是这样。因此，不符合平仄声律要求的“词”，是不能称之为词的。或以为词的始名之所以称为“曲子词”者，主要是因其与音乐的关系而不是与平仄的关系云云，这其实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首先，词的始名为“曲子词”者，并无理论上的依据，即是谁根据什么将其取名为“曲子词”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文献可征。因此，我们不能仅凭敦煌石窟中的那些民间材料，就将词的始名定性为“曲子词”。其次，在唐及唐以前的文学作品中，能配乐传唱者，并非仅为“曲子词”，而是品类甚多，如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及唐代的新乐府、声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