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注，佚名疏，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刻本影印。
正经注疏之合刊始于南宋绍兴后期付梓的《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和《周礼疏》，此后又陆续刊行了《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孟子》等品种，因为这些合刊本版式、字体一致， 又同刻于越州（今浙江绍兴），故通称为“越州刻八行注疏本”。越刻八行本是经注疏合刊的源头，然而从现存的文献记录来看，其中并无《公羊》。继越刻八行本而起的是建刻十行本，尽管宋建刻十行本《公羊注疏》的原书已经亡佚，但翻刻自此本的元刻《公羊注疏》尚有多部复本传世（题为《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足以证明宋建刻十行本《公羊注疏》的存在（详见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明清两代，《公羊传》的经注疏合刊本都是从元刻十行本辗转衍生而来。我们这次影印的清嘉庆刻本，内封题为“重八刊宋本公羊注疏”，其实与阮刻《十三经注疏》中的其他大多数品种一样，仍是依据元刻递修十行本翻刻而成。
阮刻《十三经注疏》是古代正经注疏汇刻本的集大成者，虽然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容有“淮风别雨，不以为善”之讥，但其校刻精细、体例谨严，允推历代同类刻本中的翘楚。对于《诗》《书》《礼》《易》《左》之外的八经来说，阮刻本尤为不可或缺的通行本（即以《公羊》为例，后来的孙诒让《春秋公羊传注疏校记》、刘承干《公羊单疏残本校勘记》、日本杉浦丰治《公羊疏校记》均以阮刻本为主要校本，日本公羊注疏研究会合撰的《公羊注疏译注稿》也是以阮刻本为底本，详见刁小龙《〈春秋公羊传注疏〉校点前言》），因此我们决定继续努力，争取用三年时间将阮刻《十三经注疏》中剩下的八经都按照此前形制，陆续影印出版，使这部至关重要的经学丛书得成完璧，也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对此项工作继续予以关注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