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多年，大半都在与晚清士大夫缠磨于古今中西之变的感慨苍凉之中。因此积久而发为论说，其间的一得之见便多以这段历史里的士人与世相为题目。
　　在二千多年的自成路轨之后，晚清中国因中西交冲而脱出了旧轨。时人称之为“万国梯航成创局”，称之为“天地自然之运会至于今而一变其局”，称之为“智勇俱困之秋”，说的都是不能用历史经验来对付的陌生和蹇迫。而七十年中立起于陌生和蹇迫之间，自觉代表中国社会回应西潮逼来的，则始终是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士大夫。在当日统称“四民”的人口中，他们是忧时的人，也是先觉的人，随后，在回应西潮逼来的漫长过程里，他们又成了*深地卷入了历史变迁的中国人。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以“师夷智制船造炮”说借法自强，沈葆桢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说借法自强，用意都在取新法以守护旧物。而二十年后王韬议时政，已主张“取士之法宜变”，“练兵之法宜变”，“学校之虚文宜变”，“律例之繁文宜变”，他也在回应西潮，但笔下的这一串排比的“宜变”则显然地说明，借来的西法正在化作尺度，并被直接用来规范本自另有一种尺度的中国。至90年代康有为、梁启超引“万国行立宪之政”比中国，从西方移入的是“明定宪法，君民各得其分”。同时的严复取“天演公理”说物竞天择，其笔锋扫过，摧折的都是儒学义理。他们志在借西法以尊中国，然而由此牵动天下，以取新卫旧为愿想的过程已不能不一变而为日趋日急的除旧布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其间的前后相连和前后相异非常明白地显示了同一个社会群类的一变再变。这是一种在节节回应里生成的节节嬗蜕，而晚清的士大夫则因之而成了当日变化*剧烈的中国人。与这种剧烈变化相伴随的，同时是士大夫群类在整体上由分化而分裂。
　　以取新卫旧为愿想，借用西法本与“万不得已之苦心”的那一腔委屈不平相表里。而在除旧布新的旨意里，却是委屈不平正在化为羡慕和向往。谭嗣同说：“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有一毫所谓夏者。即求并列于夷狄犹不可得，遑言变夏。即如万国公法，为西人仁至义尽之书，亦即公羊春秋之律。”这种举“人心风俗政治法度”统括而唾弃之的独断论，正说明了羡慕和向往西法，相对应的一面便不能不是中国自我形象在人心中的整体破碎。因此樊锥说：“事至今日，欲中国之必不亡”，则须“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更极端一点的，是唐才常说：“既不得有中外夷夏之疑，又乌有并为人类而无可通种之理。”易鼐说：莫若以郡主县主嫁西国世子，又以亲王贝勒娶列国之公主郡主，并官绅庶民各与泰西互相嫁女娶媳，“此所谓以爱力绵国运，以化合延贵种也”。他们仍然在竭蹶地回应西潮逼来，而脚下的重心却已移到了中国的西化。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士人由夷夏之辨走到了“以化合延贵种”，其间图强的血诚和惶迫中的臆断交相为用，而由此造成的一派天翻地覆则使后人读史常常要百感交集，既惊且诧。当庚子与辛丑过去之后，晚清*后十年的新政已广涉兵制、教育、法律、财政、官制以及地方自治与满汉关系等等。在西法的笼罩之下和比照之下，十年新政一个一个地打破了曾被称作祖宗家法并久经苦心守护的东西，而锤起锤落，主张都出自一时之士议。其中*耐久想的是历经千年的科举制度与彼时的兴学育才之旨相扦格，而后这种为万千士人托身托命的制度也被推到了砧上，在士议的重锤之下打得粉碎。士议促成了科举制度的废止，然则以一个特定的社会群类而论，士人也自己消灭了自己。在人类的历史演化里，一个群类消灭另一个群类的事是常常可以看到的，但像这样同一个社会群类自己消灭自己则显然是一种异态。以中西交冲的屡起屡挫为背景，这是一种逼出来的异态。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年，中国的士大夫在效西法图自强的过程里一变再变，一直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他们无负于那个多劫多难的时代。然而作为七十年间回应西潮的主体，这个过程留给历史的正面和反面又都是以他们为源头的。因此后来人沿波讨源，他们便非常自然地成了被追究者。当举子士人的时代过去之后，后起的“智识阶级”出自学校，已属另外一类。他们各自从西方取来理想，以此相聚，也以此相分。随后的漫长岁月里，知识人做成的是一种理想的冲突，并以此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变迁。与上一代士人相比，已是别成一重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