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写作《遭遇他者：跨文化的困境与希望》中大部分论文的时候，亚洲论述还不那么受到中国社会的关注，中国人更多地关注的是自身的命运，引导中国知识界的，也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知识精英的批判理论；关于亚洲的想象，自然很难找到合适的生长空间。即使在《遭遇他者：跨文化的困境与希望》结集之时，关于亚洲的讨论，也仍然是模糊和困难的，它至多不过是附着在西方的“地域研究”名义之下的一些材料，而且这些以国别分类的材料也很难形成一个有机的范畴，以证明“亚洲”作为一个想象单位的正当性。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风土，当时我为《遭遇他者：跨文化的困境与希望》确定了“亚洲论述之两难”的副标题，以表述在进入21世纪之初的时刻，亚洲论述所面对的困境乃至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