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新青年》吹响了中国的启蒙运动号角，以中国的启蒙抗争西方的启蒙。如今，我们生活在反传统的新传统之中，既要继承中国式的启蒙传统精神，也要反省西方启蒙传统所隐含的偏颇。
　　如果中国的启蒙运动与西方的启蒙运动出于截然不同的生存理由，那么中国的启蒙理应具有不同于西方启蒙的精神品质。
　　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与洛克是同时代人，英国王政复辟之后，他开始了在爱尔兰议会的政治生涯，后突然隐退，回归以阅读和写作为主的生活方式。
　　他在法国知识界爆发“古今之争”时写作《论古今学问》-文，引发了英法两国就“古与今孰优孰劣”而展开的文艺与政制层面的长久论争。坦普尔虽不是古典学者，却敬重古人与古代学问，对人性有深具常识的敏锐洞察。在他看来，人的精神品质的好坏与经济、技术的先进与否并不成正比，与古人相比，今人在道德品质上并未有明显进步。
　　《论古今学问》收入坦普尔爵士作品七篇，并附其生平文字一篇，展现了历史上的英格兰陷于政制动荡之时，关心国家命运与精神品质走向的智识人如何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