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著作首次出版后，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巨大辩论，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都卷入其中。赞同者称赞它是“一部最富刺激性、最具挑战性、最具启迪性的著作”，并荣获普利策奖；抨击者则认为他的观点荒谬之极甚至有滑向种族主义的危险。

作者认为：人的行为由遗传决定，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有限的；我们的基因不但决定了我们的生物形态，还帮助塑造了我们的本能，包括我们的社会性以及很多其他个体特征。

根据这个观点，作者进一步探究了人类行为的四个方面：攻击行为、性行为、利他行为和宗教行为。在他看来，攻击行为是人类为了确保自身安全而形成的一种本能，是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发展而来的，给人类带来一定的生物优势；性反应使人类家族成员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带来进化上的优势；利他行为在本质上与蜜蜂、白蚁等社会性昆虫一样，是通过基因的进化和发展而来的，其强度和频率随着亲属关系的疏远而急剧下降；宗教也具有先天的倾向性，是群体选择的进化基础。

作者将生物学带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试图运用生物学原理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以及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