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五卷，收录了除《确定性的寻求》(TheQuestforCertainty)之外杜威撰写于1929—1930年间的所有作品。本卷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
　　在本书导言中，保罗·库尔茨（PaulKurtz）称杜威“正处于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巅峰”。这一形容颇为贴切：1929年，杜威已是七十岁高龄，却仍在1929-1930两年间出版了四本专著和五十篇涉及哲学、教育、政治以及社会问题的文章。
　　在本书所收录的哲学论文中，《人文主义之我见》(WhatHumanismMeansToMe)和《我的信仰》(WhatIBelieve)两篇文章表明了杜威对人类潜力与智慧的信念，另外两篇文章则记录了杜威与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Nagel）、威廉·欧内斯特·霍金(WilliamErnestHocking)、C.I.刘易斯(C.I.Lewis)、F.J.E.伍德布里奇(F.J.E.Woodbridge)在《哲学杂志》(JournalofPhilosophy)上的热烈讨论。
　　《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FromAbsolutismtoExperimentalism)一文是杜威难得一见的自传性文章，文中有一段话也许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杜威日益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的动因：
　　“总的来说，人和情境对我的影响要多于书本对我的影响。这并不是说我没有从哲学书籍中学到很多知识，而是说，与一些亲身经历的、迫使我思考、思索的事物相比，我从哲学书籍中学到的东西是技术性的。”
　　《新旧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OldandNew）系列文章首次刊登于1929-1930年的《新共和》(NewRepublic)杂志上。在这些文章中，杜威探讨了在一个不断变化社会中“失落”的个人的问题，个人“陷入了庞大的复杂关系网之中”，只有“联系现在……根据有意识选择的可能性努力改变条件”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本书内容表明了杜威日益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时也证明了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Lamont）在《关于约翰·杜威的对话》(DialogueonJohnDewey)中对杜威的形容是正确的：“他是我所认识的哲学家中最喜欢非学术氛围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