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大字线装本 套装共10册）》二十六卷，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相对于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的分法，增加了「叔记」和「典志」两类专论政事和制度的文章，删去应酬性居多的「赠序」类，「颂赞」、「箴铭」、「碑志」则作了归并。对此曾国藩自己在全书「序例」中有交待，在承认自己所编新书和姚氏书「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之后，又特意强调了自己对经史类文章的重视，「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对于此种重视文中之「道」的观念优势，毛泽东在该书编成五十年后有准确的剖析，见于其《致萧子升》：「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之所以把《杂钞》作为研习国学的入门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杂钞》中包含了「道」与「文」两个方面的文章。这也缘于曾国藩与《类纂》编者姚鼐的编书眼光大有不同，曾国藩虽也着眼于文学辞章，但因他有政治家的胸怀与政治军事实践，因而在编纂《杂钞》时，在相当程度上用的是政治家的眼光，选入了不少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制度和军事战例的篇目，姚鼐则主要是以辞章家的眼光来筛选。毛泽东之所以看重《杂钞》，说《杂钞》优于《类纂》并向人推荐，也是因为他不仅仅着眼于辞章，而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评骂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