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已经晚了，但我们仍然没有靠近露营地。我忐忑地瞟了一眼冰川，此时我们在海拔19,000尺的珠穆朗玛峰险要关口。我笨拙地握着绳子，厚手套下的手在瑟瑟发抖，内心充满了恐惧。
　　攀岩设备之间的金属碰撞声让我有些昏昏欲睡，我努力地合上眼再睁开，尽量让呼吸保持均匀，我把鞋钉刺进冰里踩实，然后静静地等着。米克离我有10码远，正在破碎的冰块上小心翼翼地移动着。这里到处是冰隙，此时我们已经在这个冰冷死亡陷阱中走了9个多小时，又累又饿。
　　我将鞋钉拔了出来，战战兢兢地往前走了几步。每走一步我都在估计冰川是否能承受我的重量。突然间我感觉到冰在我脚下裂开了！我屏住了呼吸，四周非常安静，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然而我脚下的冰却再次开裂，失去了落脚点的我跌了下去。
　　在一层薄冰掩藏下的冰隙的灰色壁上，我被撞得天旋地转。鞋钉和冰壁的摩擦力量将我抛到另一边，重重地把我的肩膀撞在冰体上。我继续往下坠，不知怎么地安全绳拽住了我！我悬在了半空，我听到自己的尖叫在脚下的黑暗中回荡。
　　不断掉下的冰块砸在我头上，猛烈的冲击力迫使我的头不断后仰，有几秒钟我甚至失去了知觉。一恢复知觉，我就立刻抓住绳子，悬在半空，看着冰块落进脚下的黑暗中。突然周围如死亡般寂静。
　　肾上腺素充满了我的全身，我发现自己在一阵一阵地抽搐。我再次尖叫了起来，四周的岩壁回荡着我的声音。我抬头看了看，有道光漏了进来，再看看脚下，是黝黑的万丈深渊。我惊恐极了，疯狂地想要扒住墙，但是它太滑了。我挥动着冰斧想凿进冰壁，但也无济于事。鞋钉刺耳地划过冰面，绝望中我攥紧了头上的绳索，往上看。
　　我23岁，却要命丧于此。
　　5年后，2003年的9月。泰晤士河上。天下着雨。我抬头看着天，希望杰西洗礼这一天能有个好天气。我早就有了计划。
　　神父将站在我们那艘驳船的旧木甲板上，吹过泰晤士河的秋风轻轻拂动着他的长袍。在家人的见证下，他将用我从珠穆朗玛峰顶融下的冰山雪水，为我们可爱的儿子杰西洗礼。
　　在此之前，我和妻子莎拉要填一些表格，逐一回答一系列问题。
　　“职业？”
　　“什么？”
　　“我需要把你的职业写在这里。”
　　“好吧。”
　　“嗯。”莎拉问道，“你是做什么的？”
　　我讨厌这个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问题，对我来说却一点儿都不简单。
　　如果我是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或者一名作家，问题就简单得多。
　　探险家？听起来有些自大。
　　登山家？我倒是总爬山。
　　励志演说家？只是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
　　作家？偶尔为之，并不怎么出色。
　　“随便你写什么都行。”我说了等于没说。
　　这使我感觉自己像个无业游民。
　　但是在内心深处我却渴望体验与众不同的生活，一种让我觉得做什么都很开心的生活，并且通过分享这些不平凡的经历来谋生。我想，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吧？
　　“哦，就写房地产经纪人吧，亲爱的。”我对她说。
　　人们常用“勇敢”和“古怪”这两个词来形容冒险者，但说实话，这两个词我都不怎么喜欢。我不是特别勇敢：在遇到很多事情时我都很犹豫，我太在意结果的好与坏。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奇怪世界里，我常常感到害怕和脆弱，和家人分开24小时我就会想念他们。至于“古怪”，我并不怎么古怪：的确，有的时候我会去冒险，但其实我非常谨慎。我太清楚这个法则：你靠幸运成功的次数越多，不幸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我只知道我一直在像父亲教我的那样去生活。
　　我父亲去世还不到三年。他的辞世事先毫无征兆：那时他刚做完心脏起搏器的手术，复原的很不错，前一分钟还坐在床上，后一分钟就撒手人寰。我实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要知道他才66岁。一个寒冷2月的早晨，眨眼之间，父亲就与世长辞。我现在所拥有的全都是他教我的——我多希望每天我都能想起一些他曾教过我的事。
　　我的整个童年都待在怀特岛，他教我登山、航海。我热爱我们在峭壁和大海上度过的时光。我热爱那些惊险、刺激和挑战，但我更爱在他身边的感觉。
　　我常常会在到了“裉节儿”上的时候想起那些特殊的日子——也许是在重大研讨会的后台，我将要走出去面对另一片陌生的人海的紧张时刻。那时我会感觉自己是地球上最孤独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走上台之前的那几秒，我总会想起父亲。
　　记得有一次他送给我一艘7英尺的旧木船和一个更旧的1马力的舷外发动机。到了圣诞节，他给船加了一个舵，这样我就可以像个船长一样，在港口附近驾驶它了。
　　他指引我人生方向，在他的影响下，我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听着，贝尔，”他跟我说，“人生中只有两件事真正重要。第一是要有梦想，第二是要照顾你的朋友。除此之外，其他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简单地说，这就是人生。”
　　如果我在学校考得很糟——其实向来都是如此，他会告诉我再努力些，但绝不要把这些看作是世界末日。他会抱紧我，对我做鬼脸，用滑稽的声调跟我说话。我在那些时刻学到的人生道理，比起我在学校的大部分时光所学到的还多。
　　在我8岁那年生日之后不久，父亲给了我一幅巨大的珠穆朗玛峰挂画，我立刻将它挂在了墙上。在黑暗中我可以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好几个小时，想象着登上峰顶的感觉。那地方如此遥远、如此空旷，而且连避风的地方都没有，在猛烈的暴风中登上去的真实感觉究竟会是什么样呢？在我小小的卧室里，那个攀登珠峰的梦想就这样诞生了。我暗自发誓：总有一天，我会站在世界的顶峰。
　　毕业后，我参了军。在英国皇家特种空勤部队服役三年，直到一次特殊的跳伞意外差点丧命，我才结束了军旅生涯。
　　当时我在南非执勤。意外发生在一个傍晚时分，跳伞前一切正常；尔后我的降落伞却没能正常展开，好在撕裂的伞盖减缓了我的下降速度，因此我得以侥幸活了下来，不过我伤得很重——背部摔断了三段，被非洲的医生称为“幸存下来的‘神人’”。这的确是个奇迹，对此我每天都对上帝心存感激。
　　我进进出出军队的康复中心治疗前后达半年之久，骨伤治好了，但是信心的重建却着实花了更长的时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念头此时看起来像是在做白日梦。
　　但是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当我的身体渐渐好转时，我内心就开始蠢蠢欲动。很快我就发现攀登珠峰的念头又来了，这种渴望成了我恢复的动力。两年后，我有机会加入一个三名登山者组成的登山队，大家可以一起攀登珠穆朗玛峰，我深知圆梦的机会来了。这很疯狂，但我知道这是我的机会。
　　当兵时，我每天挣45英镑，而现在我需要15,000英镑才能参加这次探险。我变卖家产，还借了贷款，并且幸运地获得了戴维斯?兰登和珠穆朗玛峰国际房产建筑顾问公司的赞助，机遇之门就这样轰隆隆地打开了。
　　我和小时候在怀特岛时就认识的朋友米克?克罗斯威特一起加入了探险队，领队是尼尔?劳格顿——他是我在军队的战友。我们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朝珠峰峰顶进发。终于在1998年5月26号的早晨7:22，太阳从喜马拉雅山升起之后，我们队伍中的两个筋疲力尽的人站在了世界屋脊之巅。那一刻能够梦想成真，完全仰仗幸运、友谊和信仰，站在珠峰峰顶的感觉和我以前想象的一样，甚至比那还要美好。
　　两年后，在英国皇家救生艇协会的协助下，我带领队伍，骑水上摩托车成功环航大不列颠岛一周。那是我和莎拉完婚后的第一个夏天，她开着一个装满简便油桶的野营车跟在我们后面，这当然不是莎拉喜欢的假期。她认为我们是疯了，但是我和我的队员却觉得非常开心——这次活动正规的赞助方，我们此举是为了帮助慈善事业，我们和自己最亲密的伴侣一起出发去追逐着梦想。这是我的事业。
　　我一头扎进了冒险的世界里，部分是因为喜爱，但更多的是因为我发现，这是为数不多的几件我可以做好的事情之一。
　　2000年初，我读到一篇文章，文中介绍一个英国团队在恶劣环境里探险的事迹，他们企图用一个硬底橡皮艇，横跨北极圈下方的北大西洋。在骇人的环境中他们表现得十分英勇。过程中遭遇低体温症和冻伤，曾两度求救——一次是把他们从格林兰附近海上摞在一起的浮冰块中抢救出来，另一次是在冰岛附近的风暴中，救援人员把他们抬到渔船上。但他们仍然完成了航程，全部平安归来。
　　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你觉得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乘坐这种硬底橡皮艇是否能够横渡北大西洋？”我开始询问许多航海界朋友的意见。
　　面对我的提问，他们通常都会哈哈大笑。我看着他们，等他们笑完之后给出答案，但从没有人回答我。
　　“肯定行的，”我自问自答，“它肯定是可行的。”
　　这个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
　　乔治?克鲁尼主演的好莱坞电影《完美风暴》，拍摄背景也是那个英国探险队探险的北大西洋，讲述的是一帮渔民出海后却再也没能回来的故事。我曾看过那部电影，当时颇为震惊。此时我又看了一遍，但这次感受却不同。我仔细地研究了整个过程和海上环境，以了解波浪和风暴是怎样形成的。我试着想象如何用一个小的开放式硬橡皮艇去应付这些波浪和风暴，身为领队我又该做出怎样的决策？是返航还是冒险前进？不知不觉，我发现我已深陷那个探险计划之中无法自拔。
　　冰山，强风，鲸鱼，拉布拉多海……我开始夜夜失眠，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无穷的想象。但最重要的是，白天扎实的研究使我相信，横渡北大西洋计划无疑是可行的。
　　三年后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本书就是这次探险的记录，记载了我们如何在寒冷的气候下，成功跨越了浮冰纵横激流暗涌北大西洋的最北海域。
　　2002年年末，我受邀为《德布雷特人的今天》写序，我并不确定该写些什么。我想阐述探险的本质以及它为什么如此吸引我。但是本质太难用语言表达了。我最好也只能做到这样写：
　　冒险，在我看来，就是比别人多踏出的那一步。当你朝高海拔山峰迈进，呼吸局促，体力不支，只能手脚并用爬行的时候，意志是最重要的。是继续向顶峰迈进还是折头返回，意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关键时刻的不同决定，让他们的人生也各个不同。
　　我并不认为我们团队中人，包括我自己，有谁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或者技高群雄；我们是一群热血青年，训练有素，充满团队精神，在寒风刺骨、气候恶劣令人惊惧的时候，我们之间会有种特殊的凝聚力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这种凝聚力你很难去定义它，但正是因为这种力量我才愿意为之冒险。正是因为它，起初我们决定投身探险，也正是因为它，我们最后都能平安归来。
　　对全世界的探险者来说，“平安归来”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