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第27期) 2014年7月7日出版
内容简介
这大概是对李鸿章与甲午战争最准确的评论。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去权力,也失去了北洋海军;对于晚清,30年自强运动,至此,全盘破产。对于这个国家,这是真正的惨败。120年后,我们仍然以极大的投入来研究它,其实质是想追索:何以如此?其历史逻辑何在?
到了甲午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竞争者日本,主动地挑起一场战争,希望借此战争来比较胜负。与这种寻衅求战相伴,清廷内部主战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形成主流。他们希望过去30年各种结构性的矛盾,由疆臣李鸿章领导现代化转型——所谓内轻外重格局种种,可以经此一役而彻底解决。有着多重含义与利益诉求的这场战争,无论李鸿章多么明白自己以及晚清中国实力不济,无力对抗,却难以逃避战争来临。
在相当的意义上,与日本之战,清廷内部对这场战争的“战”“和”选择之战,看似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外抗日本,内战“清流”,但剥除这种戏剧性的外壳,其内里,是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尤其是这后面的,清廷内部的李鸿章的另一场战争,才是我们可以真正理解庞大中国进入现代化轨道过程中,掣肘何在约束何在。所谓传统中国,在此可以得窥。
当然,两场战争,李鸿章都输了,既输给日本人,也输给了主战派。可是,这个国家也输了。由此,历史逻辑显示出它残酷的一面:满清政府领导这个国家完成现代化转型,宣告不可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其前提,则是清王朝的崩溃。
文摘
《李鸿章的政治对手,以及零和博弈》
以针对日本而开始建设的中国海军,何以20年后,竟落后于日本,以致李鸿章需要躲避任何可能的战争?
历史的戏剧性在于,就是甲午战争即将开战之际,李鸿章写下了一段:“中国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开战时刻,胜败固无可测,但实力与困境却可预先说明。聪慧如李鸿章者,为自己给后人留下了一得窥晚清政治的门径。
简单地讲,要寻求中国海军何以落后日本,得需解答何以户部停止供给购买外洋枪炮船只费用,以致北洋海军6年未获一船。李鸿章聪明地提出了问题,比他更机敏的军机大臣翁同龢,在自己那份明显是写给世人看的日记里已经提供答案:“盖以昆明换渤海。”——颐和园的昆明湖占用了渤海海军的钱!
宫廷政治的一般特征是,属臣不可妄议君上。因而,宫廷事件以及重大决策,知道者本来就极少,即使明白也会一意隐讳。多说,既违臣节,也易招祸。但与此对应,则是各种野史笔记,万千种猜测与附全。这种情形,至今仍然。但海军为何停购军舰是个意外,身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又是军机大臣的翁同龢早早地就提供了答案:钱用去修颐和园了。为何这个答案如此明确,这其实更是疑问。
慈禧挪用了多少海军费用呢?慈禧的“颐和园工程”,其实分为两个部分,先是“三海工程”,即紫禁城的南海、中海与北海的大修,然后是颐和园的维修与改造。早期在梁启超、张荫麟、萧一山写这段历史时,给出的挪用费用是3000万两以上;上世纪80年代,大陆学者重新计算,结果最高者为1400万两,最低者才430万两。之所以如此悬殊,是因为相关的工程材料多数销毁,只能拼接计算。
相对深入的研究来自姜鸣,他计算:1885~1895的10年时间中,整个三海工程(包括大修、岁修及庆典)共计挪借海军衙门经费437万两。海军衙门经费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总额,当不超过750万两。
重新计算所得数据,比想象要少得多,这让人惊讶。惊讶之余,我们当反省,“昆明换渤海”才是海军失败之关键因素,是不是稍稍有些失之简单?姜鸣在他的研究里发现:根据近年来对清宫档案的研究,三海工程并没有无偿占用海军衙门经费,所借款项后来都指定专款归还。关键在于同光年间,中央财政空虚,户部和内务府往往难以随时满足工程需款。设立海军衙门,就能多建立一个账户,以使朝廷多了条调用资金的渠道。
海军衙门作为“资金池”的价值,或者远比挪借与挪用海军经费数量的多少更能让人洞悉清廷运行的实际状况。
最早提出修园以供慈禧养老的,是他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在他大婚亲政之际,他提出重修圆明园,这项工程细说起来可倒真是浩大,但圆明园离紫禁城远啊!慈禧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干政,不容易。这是同治的心思。可惜同治早逝,重修圆明园计划也因此停止。但修园以颐养天年,却因此成为慈禧晚年目标。
1886年,慈禧提出“归政”,即将权力归还光绪。在众多属臣尤其是光绪亲生父亲醇亲王再三恳求之下,又拖延了三年,光绪大婚那年,1889年,权力终以归还。释权的补偿,渐次达成共识并采取行动:先修“三海”,再修颐和园。
慈禧当然知道清廷财政之窘况,她何以如此重一己之私欲而轻国家——其实这个国,也是她的爱新觉罗家族之家啊!其间机缘巧合,颇有意外。1882年,阎敬铭出任户部尚书,他对清朝200多年来的户部各种库存与收支重新核算,清室财政家底终于弄清。户部账头多出700万两余款——这多出的款项,让慈禧动心,可以挪用至少挪借来修建颐和园了。对于慈禧的念头,阎敬铭基本不认同——“慈禧固知部中储有巨款,一意提用,而文介(阎敬铭)一日在位,必不能遂其意。”后来彼此弄得很僵,1886年,面对非正当的挪借“中国财政”的要求,阎敬铭以罕见的自罢其官作为抗议,要求在他的户部尚书与军机大臣两个职位上去掉一个,结果军机大臣之位“自罢”成功;两年后,因再次反对修建颐和园而与慈禧交恶,终于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