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出版，激起了有关价格和利润分析以及危机理论的新争论。就危机理论而言，在大萧条前夕，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在随后的10年间，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推动了德俄两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金融资本、垄断、国家支出、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还就不同类型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问题进行了争论。1917年后，俄国的理论家不得不正视一个巨大的困难，即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加以改造，以使其适应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境况，而他们曾经的同志——德国和奥地利的理论家们（现在大多数被视为自己的敌人），则纠缠于西欧和美国的国家管制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重大的缺陷，但到1929年时，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在‘退化’。相反，它已继续进入了新的领域、提出了新的思想、面对了新的对手，并遭遇了新的问题。它的多样性、它的分裂、它的不和谐是它巨大力量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