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动力衰减，而且遭遇“中国模式”逆袭：“诱致性经济制度变迁”带来的先发优势逐渐泯灭，民营经济转型发展急需的制度、政策空间收窄。
　　企业自身经济理性和区域经济竞争力提升之间发生错配：以国外市场代替国内市场、以省外发展代替省内创业，都只是产业结构的“平移”，滞缓了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
　　工业化“毕业考”成绩不佳，缺失环节难“补课”：浙江劳动密集型工业相对成功，电子商务等少数领域较为出色，但重化工业等中高端环节明显不足，且已难弥补。
　　城市化滞后、中心城市发展不足：发端于农村的工业化和“省管县”体制形成的惯性制约了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化质量，而发展高端产业必须借助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
　　浙商群体遭遇生存之惑、发展之惑、传承之惑、参政之惑：浙江老板很多，但真正的领袖型企业家并不多，更缺乏像张静江、虞洽卿那样能够推动历史进程的浙籍商界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