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议员与民国宪政（1916-1923）：以吴景濂的政治活动为中心》吴景濂等国会议员的政治活动与民国宪政的关系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二次革命之前的国会初开阶段，二是1916年国会第一次恢复阶段，三是护法国会阶段，四是1922年国会第二次恢复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正式国会运转的初始，政党的组织和活动基本仿照西式宪政的政治规则进行，国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议员以制宪和稳定政府为主要政治目标，尽管也有政见的分歧，但并未因之产生大的内讧，干扰主要来自袁世凯等国会外力。此阶段的政治基本在宪政轨道之内。在第二、第三个阶段，由梁启超、汤化龙领导的研究系创造出来的反“帝制”话语冲击了第一次恢复的宪政文化，宪政格局的建立发生偏转，充满浓厚的“成王败寇”色彩，开启以“功绩”而非专业化知识为标准组织政府的恶例。这种冲击对国会造成的最坏影响，就是政党不再努力以政纲争宪政位置，而转向以寻求武人支持为谋求党派利益的主要方向，形成了文、武交叉结合的宪政组织格局。它打破了国会的整体协作精神，并导致正式宪法产出困难。这一格局延续到护法时期，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武人势力和政党人员组成。如此，国会、政府、政党的界限变得模糊，议员的小集团和不同武人的利益同盟成为宪政的核心。从全国来看，宪政呈现出议员分裂、政府远离国会、各方另造宪政组织的状态，进而产生合法性的争吵。
　　到第四个阶段，以上负面影响发展到极致，宪政中已看不到国家、法律，唯有不断变换的利益，由此而激发的政潮自然无法休止，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民初宪政的试验被终结，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其中包括宪法危机、文武结合的宪政结构以及传统文化思想的渗透。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包括袁世凯、北洋系武人、南方实力派，还包括议员、党派、革命家，而西方宪政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则穿插在其中，对抗或融合，交相为用。
　　因此，单纯的宪政模式或议员道德、传统文化的影响，都不能被简单地认做宪政试验在民国结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