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ASA 2019年查尔斯·蒂利杰出图书奖（Charles Tilly Distinguished Book Award）。
贸易曾经是一个深奥的经济问题，很少引起国内政策的共振。激进主义者没有优先考虑贸易问题，并且，草根政治动员似乎不可能针对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所以，20世纪90年代初，《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法定程序）批准通过是可以预料的既成事实。然而，正如本书所展示的，激进主义者进行了反击：他们提高了在贸易问题上的公众意识，动员了新的选民反对贸易，并要求全球经济规则保护公民的集体权利和共同利益。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激进主义者还对美国的贸易政策发起了持续的挑战，为后来的贸易战奠定了基础。利用来自大量档案材料的数据，并基于对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劳工和环境保护激进人士以及政府官员的215多次访谈，塔玛拉·凯伊（Tamara Kay）和R·L·埃文斯（R.L. Evans）评价了激进主义者是如何利用国家舞台和非国家舞台的广义划分而将贸易政策政治化的。此外，他们不仅展示了激进主义者如何能够将贸易政策政治化，而且展示了如何能够迫使谈判代表将劳工和环境保护纳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附加协议。《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终结》试图弄清楚民间社团在形构国家政策方面的作用，（对于这个重大问题的探索），本书的出版无疑做出了及时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