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历史叙述，是一种极端的状况，但在今天，我们不能说已经完全摆脱了当年的思维模式。比如：大多数人仍然相信有一个“公共”的历史存在，这个历史像出土文物一样，客观地摆在那里，谁也不能动。在历史这个巨大的舞台上，所有的角色都已分配完毕。有主角，也有配角；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立场坚定，黑白分明。每个角色的装扮、举止，都有着固定的程式，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样一个“公共”的历史，是一个受人摆布的历史，所谓的英雄人物，也是被意识形态镀金的，“红、光、亮”、“高、大、全”，但这样的“历史”并不像它标榜的那样真实和公正，相反，它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像福柯所说，“权力通过它而焕发活力”，而所有与这一“历史”的胃口相抵触的事实，都遭到无情的剟除。对此，陈丹青先生的评价十分准确：“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变得不知道；本来蛮清楚的是非，变得不清楚；本来很普通的常识，变得很稀罕。”
　　很多年中，我的历史叙述都出于一个简单的目的——为历史祛除政治的魅力，让历史回到常识。回到常识，就是恢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神秘性和戏剧性，因为杂草丛生的历史，在经过政治的编辑之后，其复杂性、神秘性和戏剧性已经消失殆尽，变得简单和单一，没有意外，没有历史细节之间神秘的联系，眼光被局限了，历史被冻结了，一切都是板上钉钉，斩钉截铁，不可辩驳。歌德曾经满怀敬意地把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我始终相信，在我们被教育的“历史”之外，还有一个，或者N个历史，或者说，有多少会思考的大脑，就有多少种历史。历史不是脱离思想单独存在的，每个人都有思想的权利，每个人也都有观察历史的视角和言说历史的权利。《祝勇作品系列·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