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古希腊雕刻家波利克里托斯[Polyclitus]根据比例的理论写过《规范》[Canon]，时间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是运用数学和哲学知识讨论雕刻的早艺术文献。公元二世纪的盖伦[Galenl评述斯多噶派哲学家克里斯普斯[Chrysippus]曾援为义证。由此可知，尔时的艺术已不仅仅是匠人的手艺，它还带有知识的成分。不过，雕刻家似乎没有完全摆脱匠人的地位，因为他们干的是手工活儿，塞内加[Seneca]说：“我们在神的雕像前祈祷和侍奉祭品，但却轻视那些制作它们的雕刻家。”古希腊雕刻虽卓拔盖世，可还未完全进入知识的体系。
　　真正让人不单单把艺术看作手工，首先出现于绘画领域，那是在中国的东晋时代，其时，顾恺之（346-407）撰写了一些画论，他运用庄子的寓言，并涉及形神的理论。其后，出现了更成熟的论著，宗炳《画山水叙》、王微《叙画》和谢赫《古画品录》，标志着艺术已经开始冲进知识体系的壁垒。到了北宋，文人画理论成熟，绘画也完全进入知识系统。
　　以上所言，不涉及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书法。而在造型艺术的范围内，莫里斯[W.Morris]所谓的小艺术[The Lesser Arts]，例如陶瓷、铜器，装潢等等虽有《洞天清禄》诸书的专门记录，但还远远不能登堂入室。幸运的是，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兴起复古的思潮，到了万历时期，小艺术竟身份陡涨，王世贞《觚不觚录》甚至说，陆子刚治玉，鲍天成治犀，朱碧山治银，赵良璧治锡，马勳治扇，周治治商嵌，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其人或与士大夫抗礼。徐世溥给友人写信，几乎把小艺术与道德风节、哲学、文学相提并论：
　　当神宗时，天下文治响盛，若赵高邑、顾无锡、邹吉水、海琼州之道德风节，袁嘉兴之穷理，焦秣林之博物，董华亭之书画，徐上海、利西士之历法，汤临川之词曲，李奉祠之本草，赵隐君之字学，下而时氏之陶，顾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陆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与古作者同敝天壤。
　　在这样的气氛中，绣画（包括刻丝和绣线）也有出位之思，骎骎向知识体系挺进。往昔的载籍中曾闪现过一些不凡的“针神”，我们记得，王嘉《拾遗记》云：三国时吴主孙权的姬妾赵夫人在方帛之上绣魏蜀吴山川形势和军阵之象，时人称为针绝，又有机绝、绣绝之号。唐代苏鹗《杜阳杂编》写一位十四岁奇女子卢眉娘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米，而点画分明，细如毫发，其品题章句无不备具。这些零星的记载皆在绝技巧艺上落墨，而在晚明，董其昌诸人却翻然用另一番眼光看待绣画的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