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首先是对资本主义——或者他所谓的“市场经济”——本身的一个批判。全书的总体论点是“十九世纪文明”的解体并不是由于类似侵略或者革命这样的外因造成的,而是 “社会为了避免被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行为所毁灭而采取的措施”造成的结果 。根据波兰尼,以功利主义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形成的药方为基础而建立一个经济体系从总体上说是不可能成功的,这种理解以“看不见的手”范式和自由放任原则为其基本理论要素;这样一种奠基于个体的获取动机(gain motive)和对饥饿的恐惧之上的“自我调节的”经济体系“从其本性来说就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市场体系基础的制度结构具有自我毁坏的性质并且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不稳定。
“非意料后果本身并不构成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理论的分水岭,哈耶克的观点站不住脚;波兰尼和哈耶克的观点是坚定这个立场的特别好的例子。非意料后果的理念是只在最一般层面上有效的一般假设,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种解释机制。如果没有对其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的特殊理解,这种一般假设并不足够支撑整个社会理论,不管是个人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不过,具体到波兰尼和哈耶克的社会理论,应该强调的是,他们社会理论的相互区别并不在于他们怎样处理非意料后果,而在于他们对‘市场社会’的相应总体看法:尽管在波兰尼看来,正是源自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市场心理(market mentality)’导致了自由的毁灭和社会的解体;而在哈耶克看来恰恰正是这种结构实际上保证了个人自由。哈耶克的这个立场源自他关于人类领域受制于稀缺及其后果——选择——的信念,用波兰尼的话来说,这样一个信念需要一个‘经济主义的’的框架。另一方面,波兰尼可以被认为——这次用哈耶克的话来说——是处在‘经济恐惧症(economophobia)’的影响之下,他拒绝承认稀缺和选择对人类状况的重要性。于是,正是对人类状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两个作者之间的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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