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精装本）》，如他本人所说，是他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几乎40年思考与研究的成果。正如他在非常早的序文中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精装本）》主旨时指出：“社会主义形式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从同样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中出现”，但后来在增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精装本）》第三版的题为《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的一篇论文中，熊彼特对这个直率预言作了一些修改。他以十分明确的语调否认他试图预言未来，声明他的研究是对“观察得到的趋势”的分析，这些趋势将依据不同的抵抗和相反趋势的力量，有可能产生形形色色的结果，而抗拒与相反趋势的力量是很难甚至不可能预见的。这次他的结沦是，“资本主义秩序倾向于毁灭自己，而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可能的继承人”。
自从熊彼特进行他的研究迄今，几乎又有40年过去了，他对那些“观察得到的趋势”的分析显得有多少道理呢？首先，资本主义以什么方式倾向于毁灭它本身？根据熊彼特的见解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不能解决的经济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精装本）》写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接近结束之际，他直率地反对普遍认为即将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观点。特别是，他强烈地反对他称之为“投资机会消失的理论”，这个理论认定，资本主义有一种经济停滞的长期趋势，那是利润率下降和缺乏新的有利投资与有利经营企业机会的结果。在熊彼特的心目中，资本主义将被它的经济成功而不是被它的经济失败杀死，因为这些成功造成一种不利的社会与政治气候，或者如他所说，造成一种“几乎普遍地仇恨它自己的社会秩序的气氛”。
在产生这种反资本主义看法中有三个过程是重要的。首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本身破坏熊彼特认为是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创业或创新的机能，因为大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官僚式经营往往使创新成为日常例行的事情，并以专家委员会和专家小组的活动代替个人的创造性。第二，资本主义毁坏从先前社会形式存活下来的保护层一一士绅、小工商业者、农民和其他阶层…一并削弱个人所有权来支持现代公司中那种较分散的所有制，从而侵蚀了它自己的制度基础。第三，资本主义鼓励一种理性的和批判的心态，它最终反过来反对自己的社会制度，它造就巨大的知识分子阶层，由此大大支持了这个过程，据熊彼特看来，知识分子“在社会动乱中有既定利益”。
20世纪30年代末以后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为熊彼特的论点提供了一些支持。毫无疑问是战争使资本主义有可能从衰退中开始恢复，但在它战后的发展中，并没有什么停滞或迫在眉睫的崩溃的迹象。即使70年代中期的衰退，现在也开始表明只是暂时性的挫折，整个战后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特别快。这种增长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如此明显，当时“富裕社会”的理论日渐普及，以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批评往往从经济分析移向文化批评，这样的转变，在马库塞的著作中和在60年代后期激进运动的思想中表现得非常鲜明。就在这段时间，“文化革命”和“反文化”的理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当时激进运动中知识分子发挥的很大一部分作用可以认为与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衰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好一致。
但还有某些重要的差异。以往10年里的许多激进批评，并未使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是更倾向于向任何形式的高度有组织的工业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科学和技术思想所体现的理性主义观点的思想意识优势地位挑战。这个行动并未扩散开来形成普遍反对资本主义，而往往把从事文化批评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大部分主要关心经济增长因而关心进一步发展和使用科学技术的大部分人区分开。从这个方面说，可以这样认为，普遍敌视资本主义的思想并没像熊彼特想象的那样增长和扩展，而是主要被较快经济发展所遏制，也就是说，被新的经济“成功”所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