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新兴的中国知识阶层出了几位学贯中西的巨人，如严复、胡适，而钱锺书可能是这一脉在20世纪最后一位代表人物。钱锺书家学渊源，不但古文根柢深厚，不到20岁就替父亲捉刀代笔，为国学大师钱穆作序，而且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他每学一种欧洲语言，皆从该语言的经典着手，学德文读歌德，学法文读拉伯雷，学意大利文读但丁，其积学之富，令人叹为观止。钱锺书又以《围城》等小说屹立文坛，夏志清教授的《现代中国小说史》并辟专章讨论他的文学创作成就。

这么一位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天才，却未能完全发挥自己的才智。虽然钱锺书还有《宋诗选注》、《管锥编》等学术著作问世，但是以他的学问和才具，若能恣意挥洒，成果当远远不止于此。

1980年代之后，钱锺书逐渐受到中外学界的重新肯定，一股钱锺书热愈烧愈旺，隐然有“钱学”成形之势；多少人到了北京，都要慕名前往三里河的钱宅一访。然而，对照钱锺书一生─青年意气风发，惜墨如金；中年身处铺天盖地的斗争浪潮中，立说无着，美志不遂；晚年即使有意创作，也有时不我予之憾——这股热闹的背后，却是无可奈何的苦劳，无可言喻的静默。

汤晏先生受过专业史学训练，且与钱锺书夫妇书信往来达二十年之久，浸淫之深，查证之详，用功之勤，文笔之畅，在在令所有相关著作相形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