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Joseph Needham）真可说是集数家于一身。有些人也许还不知道，他在37岁开始对中国产生深厚兴趣之前，就已经是著名的科学家了。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被让·布拉歇（Jean Brachet）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这是因为李约瑟自1922年从事研究工作起，就一直想把生物化学方法应用于研究发育过程中的胚胎。他在所著三卷本《化学胚胎学》中，试图概括地论述胚胎发育期所发生的全部化学变化（1931）；在另一部著作《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学》中，又试图把胚胎的发育与他当时称为的“形态发生激素”或“组织者物质”联系起来，这部著作在他首次赴华的那一年出版（1942）。
　　李约瑟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作曲家，两人不甚相授。李约瑟也象父母亲不够和谐的其他孩子一样，总是一个架桥者。他在父母亲之间所作的沟通工作，日后却以更广泛的方式继续下来。
　　李约瑟在中学和大学学习期间，就曾经想方设法把科学与宗教结合起来。在这方面，他曾极大地受益于德国神学家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和其他一些人的思想。这些人把人类认识宇宙的经验，概括为五种形式——科学、宗教，历史，哲学和艺术创造，并认为不涉猎这一切，就不能被视为全面的人。
　　在从事科学研究的那些年间，李约瑟又一次忙于架桥工作。但这一次他想沟通的，却是以解剖学或形态学的影响为一方，而以生物化学的影响为另一方。如何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是一个大课题。基因和激素的分子显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问题是如何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摘清楚。
　　最后，从1937年起，他要解决的明显课题，就是如何沟通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欧洲。李约瑟在这方面所做的架桥工作，导致现已出版的17册《中国科学技术史》；在其余的12册或更多的卷册出齐之后，全书即可告成。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李约瑟必须首先成为科学史专家。实际上，他早已有志于此。在撰写《化学胚胎学》时，他就写下了胚胎学通史作为绪论。这部分内容后来以《胚胎学史》的名义另版单行。他以自己的成果否定了一种成见，即认为只有通过剑桥大学历史学荣誉学位考试的人，才能撰写科学史。李约瑟以其《中国科学技术史》表明，先前的生物化学家大可在科学史领域内成绩斐然。上述那种门户之见，与几乎全体医学史家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大相径庭，因为几乎所有这些人在成为医学史家之前，所获得的都只是医学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