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我的研究兴趣被中国古代官阶制占用了。初步的思考结果，曾结集为《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在《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增补本）》中，我尝试运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概念，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把传统王朝使用的各种等级序列，如周代爵制、二十等爵、秦汉禄秩、魏晋南北朝的官品、中正品、勋品、将军号、文散官和文武散阶制等，编织到一条连贯的变迁线索之中，在此基础上，对传统官阶制度的三千年演变，提出了一个五阶段的分期模式。
　　此后我一度想结束官阶制研究，另觅课题，但张家山汉简《秩律》又把我拉回来了。张家山汉简的公布出版，为战国秦汉的官阶研究提供了新鲜资料。《二年律令》中的《秩律》，加上其他相关律文，透露了秦汉间秩级变迁的许多前所未知的细节。我的《品位与职位》一书，还未及利用那些材料。后来阅读《二年律令》时，很偶然地注意到了“宦皇帝者”的问题，它展示了一种特别的官员职类管理方式，具有明显的早期社会色彩。以“宦皇帝者”为线索，还可以揭示汉代“比秩”的起源，从而发掘出汉代官阶的一些微妙之处。进而《秩律》所提供的秩级结构成为一个新的参考点，把它跟先秦秩级、汉初秩级以及其后的秩级变动联系起来观察，则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不断伸展扩张，并与爵级并立的进程，就将更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禄秩变迁过程的清晰化，只是个细部的推进而已。怎样由此深化对秦汉帝国等级结构的认识呢？这就得扩大视野了。《品位与职位》一书出版后，朋友们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我也在进一步思考传统官阶制的结构与变迁。这时候就强烈感受到，各个细部的考察，应在更系统的理论背景下展开，才有利于确定其宏观意义。像“结构”指的是什么？“变迁”应着眼于哪些线索？传统官阶制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应如何界定，才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甚至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都有待澄清。比如说，如何理解皇权、官僚和贵族的关系，就遇到过若干很不相同的认识。好比建一座楼，即便你只承担某一部分的修建，或只搞水暖、电气、装潢什么的，那也得在着手之前，对那座楼的样子心中有数。而在眼下，我感到了一套“话语”的缺乏，一套可资描述传统官僚等级管理制的概念的缺乏。
　　于是我来尝试描绘搭建。首先“官阶研究”只是一个粗泛说法，若将之具体化，则它应包括历朝各色等级和品位序列，甚至包括一切具有等级或品位意义的制度安排。相应的研究任务，可以确定为二：官员的分等与分类，及官职的分等与分类。官职的分等与分类，主要是个官制史的问题，我是在其与官员分等分类的关系上，加以考虑的。就是说，着眼点置于品位与职位之间的关系之上。进一步说，传统官阶制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职位结构与人员结构之不对称，后者远远大于前者。许多重大问题，就是由此而生发出来的。统治者制定官阶的基本出发点有二：身份考虑与运作考虑，由此将导致不同意义的位阶安排。在结构样式上，传统官阶可称为“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官阶体制”，它由多种功能不同的位阶彼此搭配链接而成。而位阶的不同功能，可以通过其构成要素来表示。那些要素可以概括为五：权责、俸禄、资格、特权、礼遇；对“五要素”的配置方式加以解析，有助于更精细地辨析各朝代对分等和分类的不同处理。从职位分等与品位分等的关系看，传统官阶发展可以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五大阶段。其间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变迁有“四线索”，即，那些事涉贵贱之分、士吏之分、文武之分和胡汉之分的品位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