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历史影响范围极广，因为它是我国的一部通史，而在它之前都是以年代为次的“编年史”。《白话史记（套装上下册）》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汉武帝为巩固封建统治而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政策的年代里，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渐趋沉寂，许多作家或皓首穷经，或歌功颂德，其作品多显得思想贫乏或流于一般。唯有司马迁超世拔俗，格调独标，以他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写成一部彪炳千古、辉耀百代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这就是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从而开创了纪传体史学和传记体文学的光辉范例，也奠定了司马迁在史学和文学领域中的独特的地位。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年)，龙门(今陕西韩城)人。他的一生基本上是与汉武帝相始终的。　　司马迁生在一个有治史传统的家庭中，他的先世都是周代的史官。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学识渊博，见闻颇广，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写过一篇《论六家要旨》，把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逐一对这六家的思想进行评述。对于前五家，司马谈多取分析批判或排斥的态度，而对道家则多所褒扬，并作了更多的肯定，认为它兼有各家所长而无其所短。司马谈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在《论六家要旨》中表现出的敢于与正统的儒家思想相抗衡的批判精神，对司马迁的人格发展与思想成长，无疑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幼年时司马迁跟父亲住在家乡，“耕牧河山之阳”，后随父至长安，曾就师于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　　司马谈作为朝廷史官，有接触“天下遗文古事”的方便，曾立志要撰写一部为“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作传的史书，但一直未能如愿。公元前110年，司马谈去逝。临终前，他嘱咐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激动地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太史公自序》)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职为太史令，便开始为《史记》的撰写搜集材料，准备写作条件。约在公元前104年，他正式开始了《史记》的写作。